（雪蘭莪‧巴生29日訊）一名外號叫“阿水”的男子，今日被一批人指他利用自己的多重“身份”，包括志願警衛團員和社區警察等，向茶室和餐館業者獻議，協助他們的外勞進行6P漂白計劃；然而，他收了錢後卻甚麼也沒做，從2010年至今相信已有超過20人與他交易，涉及數額逾10萬令吉！

有些投訴者也指出，“阿水”還會以自己的身份，遊說工廠業者等加入“大馬前警員協會”（Persatuan Bekas Polis Malaysia，PBPM），以便得到保安的保障和將來做事較“順利”。

據瞭解，“阿水”被指他經常“出招”時，都會身穿整齊的制服和出示相關證件，因此受招攬的業者也不疑有他，信以為真。最誇張的是，“阿水”每次都要求業者以現金交易，金額數以千計，否則不協助登記，業者因心急而付錢，導致現在難留證據。

擅自在表格簽名

“阿水”也被指，擅自在非法外勞6P漂白計劃的表格上，簽名證實文件的合法性，這有違法之嫌，因為他根本沒資格這麼做。

這批來自雪隆的投訴者說，他們今日站出來就是要其他人提高警惕，避免步他們後塵。他們表示經已各自報案。

對此，國陣班達馬蘭州選區投訴局主任陳浩坤表示，他日前已向巴生警區南區主任莫哈末助理總監反映問題，莫哈末表示會加以關注，也指示投訴者將資料呈給警方，以方便查案。

他指出，他也會致函給全國警衛團總監，促對方遞奪“阿水”在警衛團的階級並革除他，以免影響警衛團的聲譽。

鄭有文促警方儘快調查

針對此問題，國陣班達馬蘭州選區協調官兼馬青巴生區團團長鄭有文說，他希望警方儘快針對此事進行調查。

他指出，他也會強烈要求內政部，嚴厲處理在非法外勞6P漂白計劃下牟利的人士。

他說，據知，PBPM是一個只有屬前警員的人才可加入的團體，其他人最多只能成為旗下合作社（Koperasi）的會員，但相信許多人可能都不曉得。

出席新聞發佈會者包括馬青巴生區團秘書符式利等。

“阿水”：交易你情我願
只扮演中間人角色

另一方面，“阿水”澄清，在非法外勞6P漂白計劃和前警員合作社會員籍事件中，他只扮演中間人角色，和商家的一切交易都是你情我願的。

他受訪時對記者指出，自己從未擔任外勞代理，只是為一名張姓男子當中間人。

“我是基於洗碗劑供應商的身份，認識許多聘請外勞的餐館業者，所以當中間人介紹這些顧客給對方和當跑腿。”

他承認，自己確實曾收過顧客們付上的10萬令吉費用，要求辦理外勞漂白事務，但這些錢最終都交給了代理，自己只收取微薄的車馬費。

他舉例，當中一些外勞的漂白案辦不到，他也有親自向顧客解釋，包括某咖啡店的外勞案，收費等都是顧客心甘情願給錢的，警方也曾傳召他問話。

介紹商家加入合作社非PBPM

針對出售PBPM會員籍的指責，阿水稱，自己也只是中間人，介紹商家加入合作社，而非加入PBPM。

他指，陳秋明和陳志和當初也是志願警衛團成員，自願申請加入大馬前警員合作社，單據也由合作社發出；惟不懂為何單據以PBPM名義開發出去，他曾向總部查詢此事。

他說，合作社會員費為3千500令吉和6千800令吉不等，這些商家當初都是心甘情願付錢買的，至於一些商家付出超額，也是情願把餘款捐給合作社，自己沒有威逼任何人，向記者喊冤。

投訴者：陳秋明（46歲，鐵廠業者）：友人介紹認識“阿水”

“由於我位於聖淘沙的工廠治安欠佳，在機緣巧合下，我通過友人的介紹，認識到‘阿水’。那時，‘阿水’建議我加入PBPM，表示這樣工廠就可得到保護。

我聽後，不疑有他，因此前後共付給他1萬7千令吉的‘入會’費，包括每年1千令吉的更新會員籍費用。

我每次都是付現金給他，但在最後一次更新會員籍時，我給了他一張寫有他名字的支票給他，相信這可作為證據。”

投訴者：陳志和（44歲，五金商）：付2500令吉給“阿水”

“我是於2010年，被“阿水”招入所謂的PBPM，共分階段付了2千500令吉給他。當我發現不妥後，立刻與他聯繫，甚至上門與他理論，豈知對方以上司作‘擋箭牌’。

最讓我無法忍受的是，我離開他家後，他竟跑到警局報案，反指我擅闖民居，還偷竊他手機的資料，令我感到莫名其妙，簡直是惡人先告狀。”

投訴者：葉山泉（33歲，咖啡店業者）：料更多人受影響

“我母親是於去年委托‘阿水’代辦2名外勞6P漂白計劃，當時‘阿水’稱只要付上4千300令吉就屬全包，一定把事情辦得妥當。

豈知，事情拖至半年後，他指4千300令吉只是服務費和手續費，若要正式登記，每名外勞還需多付逾4千令吉。

我相信，我們今天出來投訴的人，只是冰山一角，預料在這近2年內，還有更多的人受影響。”

投訴者：陳華發（54歲，鐵門業者）：付了逾3萬現金

“‘阿水’於去年7月25日，到我位於蒲種的工廠與我會面，指自己可以協助我進行6P外勞漂白計劃，由於他當時身穿社警制服，我沒有多加思索。

我拜託他協助我工廠16名外勞合法化，期間共分幾次付了他3萬2千900令吉的現金。事後，我發現不妥，於是便致電找他，惟他卻稱錢不是他拿的，是他的老闆收了。

我過後也多次嘗試致電給他追討公道，不過他再也沒接手機了。我之後於去年11月23日報警。”